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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里活黑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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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條目頁的主題是五十年代麥卡錫主義下某些娛樂圈人物被列入黑名單之事件。關於同名電影，請見「荷里活黑名單 (電影)」。

好萊塢黑名單，更適當的名稱為「娛樂業黑名單」，此名單詳述了美國1940和50年代中期，因政治信仰等原因而被剝奪工作權的演員、導演、編劇、音樂家和其他娛樂業人士，其中有被證實的，也有被質疑的。如果藝人被認為是美國共產黨黨員或對共產主義表示過讚許或同情、參與過認為是有社會主義背景的自由主義或人道主義政治活動、或者拒絕幫助政府調查共產黨活動，都有可能被列入黑名單；一些人被列入黑名單僅僅是因為他們的名字出現在錯誤地點和時間。即使在最嚴密的執行期間：1940年代後期到50年代後期，黑名單也很少被確定和核實，但它對美國的娛樂產業發展造成直接損害，相關人士為了生計經常被迫背叛朋友或原則，整個產業籠罩在意識形態審查的陰影下。

1947年11月25日，十位作家和導演（史稱好萊塢十君子）拒絕提供證詞給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繼而因蔑視國會被傳訊，第二天第一個黑名單便被設立了。一班電影製作室的經理，在《美國電影協會》支持下，發表了大家所認識的《華德福聲明》宣布解僱這十位電影從業人員。1950年6月22日，名為《紅色頻道》的書籍出版，它以"紅色黨員和他們的支持者"為內容，列出151個娛樂業專家的名字，這也是出版以來最公開詳盡的黑名單；除了被列名單的那些人之外，許多其它藝人也發現他們處於同樣的困難，在許多情況下都不可能在娛樂界獲得工作。1960年，黑名單被當時「好萊塢十君子」一名頑固成員道爾頓·莊柏正式打破，他公開承認自己是電影《斯巴達克斯》和《出埃及記（英語：Exodus (1960 film)）》的編劇；然而有部分被列入黑名單的人士在很多年後，仍被拒於娛樂行業門外。

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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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名單的開始（194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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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萊塢黑名單源於30年代和40年代初的事件。在那個時代，儘管蘇聯總理史達林的恐怖統治開始在西方為人所知，但美國本身的經濟蕭條與社會問題仍讓美國共產黨吸引很多追隨者，而很多這些追隨者都是在藝術和娛樂領域工作的年輕理想主義者。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當時美國和蘇聯是盟國，美國共產黨的追隨者到達了50,000人的峰頂。[1]

但這觀念很快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改變了，共產主義日益增長成為美國恐懼和仇恨的焦點。"紅色恐慌"分別被蘇聯鎮壓戰爭後的東歐和中歐國家的報告；和美國共和黨在1946年國會競選勝利，保守黨政治權勢在美國的增長而刺激了。另外看得出美國共和黨控制了1946年美國安置競選和1946年美國參議院競選。在1947年10月，一些在荷里活電影工業工作的人員被召喚出現於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前面，宣稱他們的意圖是調查是否如學者Richard A. Schwartz描述「共產黨已成功在荷里活影片裡灌輸共產主義訊息和價值。」[2]這批美國電影專家主要是編劇、演員、導演、製作人和其他人著名或聲稱是美國共產黨的成員。有四十三個人被放在證人名單，十九人宣稱他們不會提供證據，實際上只有十一人被召喚到委員會前。十一位"不友善的證人" ，一個逃亡的編劇貝爾托·布萊希特最後選擇回來回答委員會的問題[3]。而其它十位拒絕回答的，則引用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對言論和集會自由的權力，拒絕回答委員會的任何問題。他們拒絕的重要問題是"你現在是或你曾經是美國共產黨的成員?"—這從未不是違法的。(實際上，每個曾一次或多於一次是成員；或他們以前是和只是短暫是，都是共產黨成員。)這十人被正式控告蔑視國會，而美國議院代表開始對他們的訴訟。

HUAC聆訊

根據"好萊塢十人"藐視HUAC—除了拒絕作證，許多企圖以聲明誹謗委員會的調查是違反憲法的政治壓力登上電影工業，展示它的"反顛覆"真實意圖。在10月，聽訊仍然舉行中，美國電影協會主席Eric Johnston，宣稱他從未「雇用任何一個被證明或被公認為共產主義黨員的人士，因為他們只是分裂性的勢力，並且我不想要他們在我的周圍。」[4]1947年11月17日，電影演員協會投票去使它的幹事發誓是非共產主義黨員的承諾。接下來的星期，1947年11月24日，眾議院以346對17的票數批准引用對抗「荷里活十人」為蔑視國會。次日，隨著紐約華道夫阿斯多里亞酒店的電影業行政會議，MPAA(美國電影協會)主席Johnston以行政代表發布新聞發布會，也就是現在指的華德福聲明。[5]聲明宣稱，那十個被解僱或暫停工作而沒有薪水和未被重新雇用，直至他們被清除了蔑視控告和發誓他們不是共產主義者。首個荷里活名單就在這時生效。

名單的發展（1948年－19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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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C聆訊不能呈出任何好萊塢秘密地傳播共產主義宣傳的證據，但娛樂業仍然被改變了。調查餘波是Floyd Odlum決定的一個主要因素，他是雷電華影片公司的最初擁有人，他離開了他的生意。結果，製作室由霍華德·休斯接管。在1948年5月接管的幾星期裡，休斯解僱了大多數「雷電華影片公司」的員工，並因他政治上支持其餘的調查，而關閉了製作室近一年半。然後，正當「雷電華影片公司」轉回生產的時候，休斯做出一個決定，去解決一個長久聯盟反壟斷的對策來對抗娛樂業的五大製作室。這是瓦解支配荷里活，並統治了四分一世紀的很多世界電影的製作室系統的其中一個關鍵步驟。

1948年的春天,"好萊塢十人"所有人被判了蔑視罪。在一連串不成功的上訴後,案件到達了美國最高法院面前;由204個荷里活專家簡單簽署，在提交仲裁協議書中提出維護十人是顧問。在法院拒絕再審之後，1950年"荷里活十人"開始了1年的監禁判決。在1950年9月，十人當中一個—Edward Dmytryk導演，公開宣佈他曾是共產主義者和準備提供證據去對抗其他人同樣是黨員的。他提早從監獄釋放了;隨者他1951年出庭HUAC，他描述他在黨裡簡要地位和名字稱呼，於事者他的事業得以恢復。[6]而其他大多數保持沈默的在Adrian Scott（他出產了Dmytryk的電影，如《Murder, My Sweet》、《Cornered》、《So Well Remembered》和《Crossfire》）案件後多年來都無法在美國影片和電視業獲得工作，那些電影名字的當中一個是由他的前朋友命名的，他沒有獲得任何電影榮譽，直到1972年，並且他從未生產其他特色電影。一些被列入黑名單的人士繼續暗中為荷里活或廣播業寫作，他們使用假名或用那些實際是作家的朋友的名字(那些允許他們的名字被使用在這種方式的稱為"fronts")。204人簽署了顧問訴書，84人將他們自己列入黑名單。[7]

一些非政府組織參加了強制執行和擴展黑名單;特別是，美國軍隊，保守黨的退役軍人小組，有助迫使娛樂業排斥那些政治支持不同的人士。1949年，軍隊的美國分派發布了它自己黑名單—128個列入名冊的人被稱全部都參加"共產主義陰謀"。在軍隊名單的名字之中，有知名編劇麗蓮·海爾曼。[8]在那時候海爾曼寫了或貢獻了約十部電影劇本;直到1966年為止，她一直不被荷里活電影製片廠再次僱用。其它有影響的的團體是1947年建立的"美國商業顧問有限公司"。在週刊《Counterattack的》「反對共產主義實情的時事通訊」的訂閱資訊裡，它宣稱它是由一隊前FBI人員負責經營的，和任何一個政府機構都沒有任何聯繫。儘管那麼聲稱，但《Counterattack》的編輯似乎可以直接進出使用到聯邦調查局和HUAC的檔案;這樣進出使用檔案的結果變得和1950年6月出版物《紅色頻道》廣泛相似。這個《Counterattack》的附件列出的151個在娛樂和廣播新聞事業方面的人，與他們的介入意指採取共產主義或支持共產主義活動的小冊子的紀錄。[9]一些被列入名單的，譬如Hellman，已經否認被僱用於在電影、電視和電台領域。《紅色頻道》出版物更意味著更多人士被放進黑名單。

《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報告（195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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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HUAC舉行了荷里活和共產主義的第二次調查。在這以前，那些拒絕的合法策略被作證明改變了;而不是依靠第一修正案，他們行使了美國憲法的第五修正案的保護來以防自我牽累(實際上，共產黨會員資格並非非法)。這通常准許證人，在不被控告為"蔑視國會"下避免"命名名字"，在HUAC保證一個會被加入娛樂業黑名單之前，採取美國憲法的第五修正案"。學者托Thomas Doherty 描述HUAC聆訊怎麼清除那些政治上從未特別活躍，和共產主義者的懷疑者的黑名單人士:

在1951年3月21日，在HUAC之前，演員Larry Parks在作證時是說出了演員Lionel Stander的名字。"您認識Lionel Stander嗎?" 委員會法律顧問Frank S. Tavenner質問。Parks回復他認識這男人，但有對於他的政治活動則不清楚。之後再沒有認為關於Stander的事情由Parks或委員會說出—沒有指責，沒有影射。但是Stander的電話停止了響。在Parks作證前，Stander在前100天是從事十個電視節目。但之後,什麼工作也沒有了。[10]

黑名單的頂峰（1952年－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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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電影作家協會—由"荷里活十人"的三名成員的在30年代成立，批准了電影製作室的"被電影遺忘的"任何在會議前不能使自己清白的人士，作家Dalton Trumbo，"荷里活十人"的其中一人和在黑名單非常重要的人，1950年憑幾年前的寫作獲得了電影榮譽，故事以哥倫比亞電影"緊急婚禮"為電影劇本根據。接著直到60年代都沒有其他電影榮譽。Albert Maltz，在40年代中期寫了電影<長袍>的原劇本，1953年電影被發行了，但是無處可看見。[11]如威廉奧尼恩斯描述，壓力仍然維持在那上面，儘管他們已表面上"清白"了自己:

在1952年12月27日，美國軍隊宣佈不同意一部新影片《紅磨坊》，擔任主角的是José Ferrer，他並不比其他百多位演員於優秀進步，並已經被HUAC調查過。電影本身是根據亨利·德·土魯斯-羅特列克的生活，並完全沒有涉及政治的。軍隊的九名成員無論如何把這電影栓住，並提升爭論。在這以前，人們沒有冒險。Ferrer立刻發送電報給軍隊的全國司令員，說他很高興加入退伍軍人的"與共產主義的戰鬥"。[12]

在這時期，一些重要的報紙專欄作家報道娛樂業，包括Walter Winchell、Hedda Hopper、Victor Riesel、Jack O'Brian,和喬治·索科爾斯基、正式提供建議應該加入黑名單的名字。[13]

黑名單的衰落和減弱（1957年－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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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里活黑名單和約翰·埃德加·胡佛的FBI扣赤色分子帽子活動長期連在一起。HUAC的敵人，如律師巴特利·克朗（Bartley Crum），1947年他曾在委員會前面保衛「荷里活十君子」部份人士，他們被匡列為共產主義支持者或危險份子，並被設為調查目標。於是FBI竊聽了克朗的電話，檢閱他的郵件，並把他放在連續監視名單內。這使得克朗失去了大多數客戶，並因無法承受不間斷騷擾的壓力，於1959年自殺身亡。[14]

1960年1月20日，導演奧圖·普里明傑公開宣佈了道爾頓·莊柏（「好萊塢十君子」中知名度最高的成員）就是電影《出埃及記》的編劇。六個半月後，《出埃及記》首映，《紐約時代週刊》宣佈了環球影片會以他編寫的電影《萬夫莫敵》，給予莊柏電影榮譽。做出這項決定的明星是主演該片的寇克·道格拉斯，現在被認為是這件事的主導者。[15]在1950年10月6日，《萬夫莫敵》初次上映—這是莊柏自1950年憑《緊急婚禮》獲得電影榮譽後，第一部有列名的電影。1947年以來他編寫了大約十七部電影，但都沒有獲獎。電影《出埃及記》於同年的12月上映；黑名單明顯將近結束，但它的影響在之後的幾年仍有迴響。

最後被列入麥卡錫主義黑名單的一個主要人物是約翰·亨利·佛克（John Henry Faulk），他是午間喜劇廣播節目的主持人，佛克是活躍在美國電視廣播演員聯盟的左派分子。他被AWARE詳細調查，AWARE是其中一個審查個人去簽署「不忠於」共產主義的私人公司。由於AWARE認定佛克不適任，於是他被CBS電台解僱。他幾乎是眾多黑名單受害人的唯一一個，1957年佛克決定控告AWARE，最後他於1962年打贏這場官司。[16]由於法庭的這項判決，那些私人黑名單者和那些用他們的都被放上通知黑名單是負有法律責任的。這事件促進了出版物，如"Counterattack"的結束。[17]

2000年以後，電影編劇協會仍然追求去更正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電影的電影榮譽，認為應該正確地反映被列入黑名單的作家，譬如雨果·巴特勒（Hugo Butler）和卡爾·佛曼（Carl Foreman）的工作。[18]

黑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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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里活十人和其他1947名被列入黑名單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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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萊塢十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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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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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月至1950年6月期間首次被列入黑名單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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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詞條後有*星號的,代表該人也被列入「紅色頻道」)

「紅色頻道」黑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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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e.g.，Schrecker[2002]，p. 244;Barnouw[1990]，pp. 122–124)

^ 註解1：Madeline Lee—她嫁給男演員Jack Gilford，也被列入「紅色頻道」—經常被人和另一同名女演員Madaline Lee（英語：Madaline Lee）混同.

1950年6月後首次被列入黑名單的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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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被列入黑名單的娛樂界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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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部分被列入黑名單的其他娛樂人士: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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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Johnpoll (1994), p. xv.
  2. ^ Schwartz (1999).
  3. ^ Dick (1989), p. 7; Bertolt Brecht's Appearance.
  4. ^ Dick (1989), p. 7.
  5. ^ 至少有兩本以上的重要近代歷史書不正確地將12月3日定為《華德福聲明》的日期:Ross (2002), p. 217; Stone (2004)，p. 365。在許多1947年的資料之中犯了毫無疑問的錯誤，例如《紐約時代週刊》文章"電影驅逐十個被指蔑視國會的人；主要公司也投票去拒絕對共產主義者的工作—'歇斯底里，自由投降'被被告方面的律師指控;在投票去拒絕僱用共產主義者後，電影界將驅逐十個被指蔑視國會的人"出現於11月26日的報紙首頁。
  6. ^ Gevinson (1997), p. 234.
  7. ^ Stone (2004), p. 365.
  8. ^ Newman 1989: 140.
  9. ^ Red Channels (1950), pp. 6, 214; Guide to the American Business Consultants.
  10. ^ Doherty (2003), p.31.
  11. ^ Dick (1989)，p. 94
  12. ^ O'Neill (1990)， p.239.
  13. ^ Cohen (2004), p. 176.
  14. ^ Bosworth (1997), passim.
  15. ^ Smith (1999), p. 206.
  16. ^ Faulk (1963)
  17. ^ Albert, (1997) p.197
  18. ^ Weinraub(2000).

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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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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