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经

关于法经的其它含义，请见“仪轨经”。

法家系列条目
法家人物
春秋：管仲、士匄、子产 战国：李悝、吴起、慎到、申不害、 商鞅、李斯、韩非
法家著作
《法经》 《申子》 《慎子》 《商君书》 《韩非子》

《法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私家法学著作，也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初具体系的法典，旧题魏国李悝所撰，已经亡佚，其存在真伪受到学界争议。

名称

学者对于《法经》的名称意义可谓众说纷揉。蔡枢衡所著的《中国刑法史》中认为“法经”是概括西周“邦法”、“邦成”两部刑法而成，因此“法经”的法是代表“邦法”，而“经”则和“刑”相近，或者“经”可借为“成”，因此“法经”指的是法刑或法成。

宁汉林、魏克家所著的《中国刑法简史》中认为“法”借为“伐”，而“伐”指击或处罚之意，“法”应使用了古意，应指肉刑。“经”则是“刭”的借字，因此“法经”实际是指肉刊和死刑两种刑罚。

杨慧洁认为“法”和“经”两字在春秋战国时应用广泛，认为“法经”只可能使用其通行意思。但《法经》中的“经”字有可能是后人所加。

内容

《法经》原文已失传。根据史料的零星记载，《法经》共有六篇，即：

• 盗法（关于打击侵犯财产权方面的法律）
• 贼法（关于惩治国家安全和人身安全的法律）
• 网法（亦称囚法，关于囚禁和审判犯罪者的法律）
• 捕法（关于捉拿、追捕犯罪者相关的法律）
• 杂法（关于惩罚除盗、贼以外的法律）
• 具法（对《法经》其他五篇的一般性原则规定）

记载

最早提到李悝有着《法经》的文献是陈群、刘劭所著的《魏律序》，后录于《晋书·刑法志》，记有李悝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先于《盗》《贼》”。其后，《唐律疏议》对《法经》亦有所记述，“周衰刑重，战国异制，魏文侯师于里（李）悝，集诸国刑典，造《法经》六篇：一、盗法；二、贼法；三、囚法；四、捕法；五、杂法；六、具法。商鞅传授，改法为律。汉相萧何，更加悝所造户、兴、厩三篇，谓九章之律”。《唐六典》注中亦有类似的记述。至明末，董说的《七国考》中的《魏刑法》引有桓谭《新论》中关于《法经》的记述，约为300字，记载较为详细。

真伪

在先秦两汉的文献中对李悝著《法经》一事只字未提，而是首见于唐代学者所编纂的《晋书·刑法志》。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起，学者对于李悝编写《法经》一事多有质疑。

认为李悝没有着《法经》的学者有捷克斯洛伐克学者鲍格洛、日本学者仁井田陞、守屋美都雄、中国学者杨宽、廖宗麟等。1959年，捷克斯洛伐克学者鲍格洛在《东方档案》第27期发表《李悝〈法经〉的一个双重伪造问题》，认为桓谭《新论》在明清时已经不存在，自然不可能出现在董说的《七国考》中，认为他是以《晋书·刑法志》内容加以伪造的。1965年，日本学者守屋美都雄发表了《关于李悝〈法经〉的一个问题》，反驳鲍格洛的意见，认为桓谭《新论》确有可能至明末还存在。

中国学者方面，杨宽初期认为董说《七国考》中确是征引桓谭《新论》的原文，其后又认为有董说伪造的可能。廖宗麟认为《法经》的指导思想“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不合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对“富国强兵”的要求。而在李悝的个人从政经历来说，未见其在法律上有所作为。再者，当时无论是儒、法、道家也好都没有编纂过专门的法律著作，认为这不合李悝先后时代政治家的所为。

认为李悝著有《法经》的学者有中国学者李力、张警、段俊杰等。李力认为假如桓谭《新论》中确有记述《法经》的内容的话，应该在《隋书·经籍志》、《唐律疏议》中有所反映，不应该只字不提，认为董说《七国志》中征引《新论》的内容确为伪造。但他认为，汉代时期《法经》已经佚失，只是魏明帝后至《晋书·刑法志》的作者发现了间接的材料，认为《七国志》引《新论》文虽伪，但李悝确著有《法经》。

张警认为，汉代文献中不见有《法经》记述的原因是因为汉代史学家不好谈论秦律，因此也不会讨论秦律祖本的《法经》，因此在他们的作品中不见有《法经》的记载。而且桓谭的《新论》在明代尚有完书，董说很有可能确实看见其书。而且董说本身的有一定的人物操守，不太可能对作伪书。

夏阳认为《法经》虽是真实，但不是李悝所著，认为应该是于商鞅死后至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由某秦国人所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