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谈到《毛主席语录》，都会提及：“去商店买东西，不背一段毛主席语录，商店是不卖给你的。”韦梅雅也印证了这一点。她还说：“我们平常和人打交道，见面寒暄也要先引述一句毛主席语录。”

　　如果毛泽东思想学得好，可以评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那在当时是极大的光荣。人们普遍都在《毛主席语录》的激励之下，争当先进。而学习和使用《毛主席语录》的花样更是繁多，较为常见的是“打语录仗”。“文革”初期调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童小鹏，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录了一次周恩来亲自参加的“语录仗”。

　　当时，中央办公厅的造反派要在怀仁堂东边一个食堂批斗童小鹏，但那个食堂离毛泽东住地较近，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担心影响毛泽东的休息，要造反派换到西边的食堂去批斗，但造反派不听。汪东兴向周恩来反映后，周恩来亲自来劝说，但造反派仍咄咄逼人，还引用毛泽东语录说：“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这时，周恩来立即拿出随身携带的《毛主席语录》，很熟练地翻到“纪律”专题，念道：“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造反派听了，面面相觑，无言以对，只好收兵。

　　在学校，《毛主席语录》成了教材。1966年，全国学校“停课闹革命”。大学生和中学生成为“叱咤风云”的红卫兵，他们停课、串联，带着《毛主席语录》在全国各地免费吃住，免费坐车，结交一大批同龄人，然后从四面八方涌入北京，涌进天安门广场。1966年8月到11月，毛泽东先后8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那万众欢呼的红色海洋，是时代的影像，为世人所熟知。

　　丁涣芝是湖北人，1956年出生，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她每天在外衣的左胸口处别上带“红小兵”字样的小布块，拿着比手掌大一点的《毛主席语录》去上学。7点，全校师生整整齐齐地站在操场上，对着一幅巨大的毛主席肖像画，开始 “早请示”。在丁涣芝的记忆中，“早请示，晚汇报”其实就是一边唱着“敬爱的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一边跳“忠字舞”。

　　全班60多个同学，丁涣芝是选出来的“排长”，还是全校“红小兵司令部”的一员。“早请示”完毕，她对着手中的《毛主席语录》，踮起脚尖，在黑板上工工整整地抄上一句。然后，语文老师走进教室，开始一小时的早读课，内容就是讲解这句语录。碰到功底不错、了解党史军史的语文老师，能把一句语录的诞生背景、原文出处、写作特点娓娓道来，让十来岁的红小兵们听得津津有味。下午放学时，丁涣芝还要带着同学们回到操场上进行“晚汇报”。依然是再跳一次“忠字舞”，然后集体朗诵今天学会的语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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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梅雅说，当年《毛主席语录》作为毛泽东的敬言敬物，处处可见。但是如果出了差错，就要遭受严重的处分。韦梅雅丈夫的一位战友晚上上厕所，随便拿了一张报纸做手纸，没有看到上面有毛主席语录，结果第二天被查出来，认为他侮辱伟大领袖，是反革命，被判了刑。

　　在解放军报社工厂为《毛主席语录》作校对的张凯夫，在不需要排版的毛主席头像旁打了一个“×”，按照编稿习惯，意思是不用头像只用文字，结果被《解放军报》造反派抓住批斗，关进了牛棚。“那时候考核我们的工作，首先就看学习语录是否合格，所谓‘一好带四好’，只有语录学好了，其他一切才能好。”韦梅雅认为，这些情况的出现，与毛泽东的个人威望有关，也跟一些人不遗余力地搞个人崇拜有关，他们把学习毛泽东思想搞成了一种形式主义，谁在形式上更出格，就显得更忠诚。

　　《毛主席语录》也使一些人获得经济利益。英籍华人、英国光华书店创办人邓家祥就是靠卖《毛主席语录》发的家。1966年，他正在英国读书，同时利用休息日在伦敦海德公园出售中国书刊。出售最多的是小开本《毛主席语录》，“几千本、几千本地被人们买去”，包括英文、西班牙文、德文、法文、俄文，足有20多种版本。后来，这种情况引起了警察的注意，他们以阻碍交通为名，不准邓家祥摆摊售书。邓家祥索性在伦敦办起了中国书店，从此名扬海外。

　　曾有媒体统计过，“文革”开始后的几年之内，国内外出版了用50多种文字印成的500多种版本的《毛主席语录》，总印数为数十亿册。《毛主席语录》成为“二十世纪世界上最流行的书”“世界上读者最多的书”。

　　《毛主席语录》的大量印制，一度造成了国内纸张和塑料(制作语录封皮用)等物资的紧张。1966年至1970年，全国用于印制毛泽东著作的纸张就达到65万吨，比1950年至1965年的用纸总量还多5.66万吨。这仅仅是正式出版的用纸量统计，不包括全国各地私自编印和翻印用纸。一件广为人知的事情是：1977年恢复高考时，连印刷考卷的纸张都没有，邓小平下令紧急调来印刷《毛主席语录》的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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