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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啦死啦在我死前一年终于人如其名地死了。
诚然,在我说出这句话的当下,我并没有死,毕竟死人从不开口,他们永葆静默,就像弥散于禅达的大雾本身,路的终点藏在雾的尽头,岁月推着人往前走,眼前景色自然愈发清晰,当死啦死啦在路边停步的时候,我也近到足以目测自己和终点的距离。他说烦啦你不要着急,走慢一点,你就算赶着去投胎也还是会落在我后面,我说滚吧这是我自己可以选的吗?街对面老樊家养的那对画眉,一只死了另一只就会跟着死,这是自然规律。他就不笑了——这时我才意识到他刚刚竟然是笑着的——他说那要是我当年死在南天门,后面几十年,你也不活了?
我一时语塞,只好模仿他那副人模狗样的笑,说,那倒未必,那时我们还没被关到同一个笼子里。他换了种笑法,从鼻孔里喷气那种,感慨,看来和我一起苟且偷生几十年反而害了你,早知道——我赶紧打断他,行了行了如果真是那样我反而舍不得死了您信不信,我怕我死了,你们就和我一起死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你这铁打大蟑螂都能死在南天门,我是怎么孤零零活下来的?这下换他不说话了,因为有些名字不能提,有些真相近乎耻辱,有些事实本身就是锲在心头的钉子,比如最终被我父亲彻底霸占的房子,和我们本该拥有但只留下了几缕残痕的邻居。
一九五零年春,我和死啦死啦结婚了。彼时他早就不是我的团长,当然也不再用他当团长时的假名。“龙文章”死于一九四五年,后来那三个字辗转到了国殇墓园纪念碑上,官方死因是病故,彼时,编死因的人是他合法合规的丈夫,他说,我的团长身体或许还没被毒坏,脑子却早已无可救药,于是遂了他的愿,放他去死。这是死啦死啦的一面之词,谁也不知道他们还做了什么交易,直到我在花圈上见到“龙文章”三个字的那天,我有机会解开这个悬而未决几十年的谜团,但我已经不再好奇,因为桥头正是我眼中所见的终点。那天,离死啦死啦真正病故过了六个月,而我想是时候了,报丧的车队甚至不远万里从海峡对岸赶来,终于要轮到我了。
死啦死啦在第一次“病故”后不得不离开禅达。我们结婚前两个月,他回来了。狗肉比我先发现他,然后是他手中的弹壳玩具,我问,你去了东北?她和雷宝儿真去了东北?他答非所问,一边揉着狗肉耳朵,一边前言不搭后语地打听小醉。我说她和张立宪孩子都几岁了,现在人家两口子过得幸福美满,毛茸茸的狗脑袋在他怀里蹭来蹭去,湿漉漉的狗舌头在他脸上舔了又舔,那一刻狗肉不再是他患难与共的兄弟,反倒像他失散多年的幼子。死啦死啦总能听到我在想什么,因为他下一秒就开口,烦啦,你嫉妒啦?那我也给你生个小孩好不好?
我说不好,首先我们已经有狗肉了——他打断我,第无数次纠正我,狗肉是他的结拜兄弟,不是儿子——其次你以为你今年还二十五啊,一把年纪了别生了,你要是因为这种原因真病故了,小太爷也得跟着殉情谢罪。我蹲下来,那天傍晚的月光也湿漉漉的,像狗肉的舌头,也像他的眼睛,而我说完一长串话,在这片潮湿中难得地口干舌燥起来。我期期艾艾地问,您刚才那意思是,要和我搭伙过日子,对吧?
其实我根本没必要问,他的回归和现身本来就是答案,毕竟,我也总能听到他在想什么。一九五零年夏天,我成了禅达小学唯一的英语老师,死啦死啦借了家属身份之便,在学校保卫科谋了份差事。同年,我们收养了一个父母双亡的战争孤儿,她相依为命的奶奶在石板路的青苔处滑了一跤,摔下去,再也没起来。女儿的到来似一种征兆,她指着格林童话问我,王子和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这是什么意思,我答,就是现在这样。
一九五零年秋天,远方又传来战火的声音。我父亲病重,他看到了迷雾的尽头。自从我回家之后,他就改变了很多,比如从头到尾对我的婚姻不置一词,又比如慷慨地向几乎大字不识一个的孙女展示他全部的藏书,既不介意她指尖的脏污,也不介意她用力过猛的翻折。不过有些地方还是没变,每当我女儿试图提问,他就会把“让你爹教你”挂在嘴边,这句话成了他生命最后几年的口头禅。生病之后,我父亲更加无言,更加放任,最后,他不再假借我母亲之名开口,反而让我母亲成了他的全权代言人。我母亲给我女儿做了很多件衣服,梳很好看的辫子,倘若我有个姐妹,她这门手艺——从她眼底的笑意推测,这或许能被称作她的爱好——也不至于和她本人一样沉默这么多年。我女儿对她的亲生父母印象不深,唯有想起奶奶时才会红了眼圈,我母亲便会忽略她该上小学的年纪,像哄婴儿那般把她抱在怀里拍打摇晃,这招总是奏效,连死啦死啦给她讲的故事都没那么管用。
我给她知识,死啦死啦给她见识,也包括他从不主动向我提及的那段经历:他去了湖南,去了四川,去了东北,寻找有机会回家的所有人。偶尔他会和我对上视线,然后他就会陷入短暂的失语——阿译、张立宪和我是没有得到机会的人质,人质并不总能幸存。后来我其实猜到了他究竟提了什么条件,或者说,他中止的到底是什么行动,我问他,那时半壁江山都如此年轻,他为什么不干脆和我一样,他摇头说不想再打仗了,中国人不该杀中国人。我说为了黎明的到来,总会有人流血牺牲,我们终于生活在一个朝气蓬勃的国度里啦。他就笑,可是你看得见南天门上的死人,我本来也该在里面的。好啦,我说,至少我们还活着,好好过日子,谁都不要死,目光往前看,看看茁壮生长的孩子们。
在我女儿从学龄前长到十八岁的这段日子里,有好几年都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我得承认,教书不仅带给我希望,还带给我成就感,一点一点积攒下来,快到知天命之年的孟烦了也希望在回顾半生时,留得下一点荣誉,而不是一堆糊弄亲友的遗书。这当然是一种贪心不足,贪心恰好源于我对现有生活过分的满意——死啦死啦还活着,那么眼下的人生于我而言就是童话的结局,我才不满足于仅仅只是“活着”而已,我想和他一起在世俗中摸爬滚打,一切外界评价标准又重新变得有意义。屡败屡战的中尉副连长孟烦了或许是根点不燃的火柴,但失去父亲、有了女儿的孟烦了又燃烧起来,可是在时代的浪潮中,我不能将奋发向上的精神只归功于死啦死啦一人,太小气。他说得对,哪怕和他在一起,我也还是不自由,而他过分自由,凡尘俗世牵绊不了他,假身份是一回事,他比我看得更加遥远的目光是另一回事,而他总是隐秘地微笑,从不道破天机。
我女儿在成年前夕考上了昆明的大学,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没能从大学毕业。她并不觉得遗憾,自有狂热替代遗憾。她自己攒钱,先去上海,再去北京,后来连信也不往家里寄。再后来,狂热终于找上了我。
我们一家三口从来不谈论这段历史——正因为它的定义是也只能是“历史”,所以一切谈论都失去了意义和目的。我和死啦死啦分开了许多年,几乎快赶上我们曾经在一起的时间。我重获自由那天,他和一个陌生女人来接我,我早就认不出镜中的自己了,却一眼就认出了他:他还像初见时那样,拥有我毕生所见最明亮的眼睛,但我认出他并不需要辨别眼睛,只要他站在那里,我就自然而然地朝他的方向走去,他是砸进海床的锚,是指引罗盘的磁场,哪里需要额外的特征呢?他的笑纹当然比十几年前更深了,而他身旁的陌生女人拘谨地开口,喊了一声,爸。我悚然,面前的中年妇女,从形貌到性格,都和我记忆中的女儿相去甚远,她眨巴干涩的眼睛,那里已经不会再涌出一滴泪。
死啦死啦带我参观重建的国殇墓园。我女儿异乎寻常的沉默,唯有在提及破坏和阻止破坏的拉锯战时来了精神,谈及他们里应外合的努力,谈及好多遗骸最终在缅甸入土为安。这一次,换死啦死啦用同样的话安慰我:至少我们还活着,好好过日子,谁都不要死,目光往前看。他会在不对的时机做对的事,在对的时机说对的话;所以我知道这次他说对了。
往后的二十多年,日子真的变好了,年轻人们照样年轻,而我和他谁也不能违逆时间,双双奔向生命的终点。到头来,我活得比我父亲还长久,也终于像我父亲一般一事无成。我无数次在脑海中构想另一种人生:或许我能带死啦死啦去缅甸,学上官一家当个缅甸华侨,他油嘴滑舌精似鬼,一看就很会做生意;或许我能带死啦死啦去投奔全民协助,让他提前几十年过上外国电视剧里的生活……但一切或许都建立在他活生生站在我身边的基础上。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从不避讳谈起死亡,他说烦啦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如果当年我死了,你连胡思乱想的机会都没有,因为离开禅达从来不是一个选项。我哑然,他就继续说,卖火柴的孟烦了,你受潮的硝石和火药不是被一个人点燃的。我失笑,我说,对,就像南天门也不是您一个人打下来的一样,千千万万人同样重要,他们和你一样重要,反过来,你也和他们一样重要,你是唯一。他就拍掉我突然伸向他的手,去去去,脸上皱纹都比肉多了也不嫌肉麻;我告诉你,昨天一对小情侣从咱们门前过,指着里面说,这就是那俩住在一起几十年了、散步还要手牵手的老头子。然后他说,烦啦,这不也挺好吗?
于是我和他相视而笑。
死啦死啦以他的假身份葬在南天门,一个普普通通的禅达人。八几年的时候,有人给我平反,零几年的时候,有作家、记者、电视台寻访抗战老兵,而死啦死啦隐没于一切迟来的荣光背后,退入山明水秀、苍生万物中去,那时他还活着,我有样学样,决心至少在人生最后的二十年里,和他好好做一对寻常夫妻。
一百岁的虞啸卿还是那么有身份,而我只是一个刚刚失去毕生所爱的本地老人。可是那有什么关系呢?死之将至,我反而不觉得遗憾了。大雾褪去,我正在逼近时光的终点,在三千目光的注视下,我知道,会有一个声音对我说,走啊,我带你们回家。
F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