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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俘XX号是一个不怎么讨喜的人。战俘营里，战俘的健康程度和心情通常与关押时间呈反比，这点在美国人身上尤为显著；而战俘XX号在刚被扔起来的第一天就像一幅将死的骨头，瘸腿，瘦弱，浑身上下看不到一块好皮。
同为军官，他和我被关押在同一个寝室。因为环境恶劣，加上看守动辄打骂，他的腿在雨季来临的时候瘸得更厉害。他在泥地里翻来覆去睡不着，嘴里发出嘶嘶的呼痛声，终于翻身，艰难地从泥里爬起来，背对着我借月光去查看他的腿。
黑暗里，他嶙峋的脊柱像是要刺破身上仅剩的几块布料。我鬼使神差地尝试和他说话，因为我很孤独。我喊他的名字，我说：孟烦了。我俩的名字在多数以兄弟姐妹排行或者简易汉字随意命名的中国战俘中显得格格不入，他没告诉我他名字的渊源，但我猜里面有他父母寄予的厚望，烦恼了却，平安顺意。从军数年，所见同僚有这种文气名字的不多，另一个是李明渊。想到他我又被一阵愧意攫住。孟烦了哼哼几声，作为对我的回答。我因为愧疚，饥饿，痛苦，厌倦，和对黎明的恐惧，也不再对他纠缠，翻了个身寻找睡眠。
那天晚上我一直听到他翻身，吸气，翻身，吸气，泥地湿润潮湿，甫一躺下像要陷进去，躺久了又好像能拉住你的全身，难以动弹。他因为腿伤，不好自主发力，有的时候需要用双手把腿从泥里拔出来，所以动静奇大无比，我被吵得也一夜未睡。
第二天，他抽空找到我，喊我郁长官，一改前状，态度恭顺。我很诧异。他问我怎么才能帮日本人做翻译。
我说，什么？
他说，他要做翻译官，传令官，副官，参谋官，什么都行。他读过书，曾就读于北京大学，卢沟桥枪响以后弃学，徐州会战时从军。会读写汉字，能作文章，能流利使用英语，可以做大量文职工作，协调欧美战俘与日方的沟通。
他梗着脖子，铁了心似的一股脑往外倾倒他并不光辉的履历。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又深吸了一口气，继续说道：我要活。我的腿上有本来就没好透的伤口，泥地里睡得更加风湿溃烂，无法再承担营地里过重的体力劳动，这样下去不等日本人毙我，我自己就死了。我要找个别的方法，出入日本军官身边，有吃，有喝，有磺胺，没有过多体力活动，能活。你经常给日本人当翻译，你能不能帮我？
我惊呆了。他说得话比他来后一周说得都要多，而且态度坚决，斩钉截铁，仿佛我是日本人的人事资源顾问，而他要活就一定会活成。我当然无法答应他，不仅仅因为我知道682号在盯梢，而是真正的理由充足，我掰着手指头一样一样反驳他的畅想：我给日本人做翻译，但并不是日本人；做翻译并不等于做军需官，而磺胺是日本军官处都稀缺的医用资源，战俘营的药品供给主要来源于军医老曹满地捡来的土方和老天爷掷骰子一样的善心；所以前两样，没有人能拿得准，我只能向你保证一样，一枪毙命其实是这个营地里最仁慈的死法；最后，想活的念头在这里并不稀奇，虽然结果通常不尽如人意。
我以为他会揍我，至少会骂我一句。但是他一言不发良久，扁着嘴，斜着眼恨恨地瞪我，然后忽地转过身，一瘸一拐地走了，好像比来的时候跛得更厉害，深一脚浅一脚，像是要被黄泥吞掉。我看着他身影渐渐变小，也转身离开，682号夜行动物一样的双眼在我前面闪过一瞬又消失了，但是今天我并不怎么在意。我无法不想着孟烦了的脸。一个瘦弱的瘸子，我毫不怀疑他会死在我前面，但是他很晦气，还没死，就已经成为困扰我的众多梦魇之一。我看出他有时会按下钻心的痛苦。我不知道他来之前经历了什么，因为什么被俘，只觉得他二十岁来岁的躯体残破，抖一抖就能散出里面八十岁的灵魂。